生育率下降导致产科“产能过剩”,主任医师工资减少30%左右甚至减半

生育率下降导致产科“产能过剩”,主任医师工资减少30%左右甚至减半 #生育率下降致产科产能过剩#3月7日,北京…

生育率下降导致产科“产能过剩”,主任医师工资减少30%左右甚至减半

#生育率下降致产科产能过剩#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科室门前都排起了长队,妇产科的候诊区却只有两个人坐着。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的护士表示名额充足,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这家医院的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并入另一家医院。至于产科为何被裁撤,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表示妇科会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医院原名东坝医院,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科领域的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妇产科曾经辉煌过,年接生量一度达到3000到5000例。2014年至2016年,这一数字降至1800左右,但去年降至不到150,缩水90%。

东巴并不是唯一经历过“产科危机”的人。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民营医院。但近几年产科病人数量下降,无法手术。会被民营的妇产科总院合并。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收购处于“接洽”阶段,而非“许可”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16年至2021年,我国新增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1062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医院的产科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地方。

一旦出生高峰

“2016年10月是我院分娩高峰,分娩婴儿约300名,平均每天10名。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基本没休息,接诊了7个准妈妈,做了4次剖宫产。”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道。

当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的时候,第一次二孩生育需求被释放。“政策出台后,许多夫妇觉得他们应该抓住生育年龄的尾巴生第二个孩子,”王霞说。“很多都是年近40,生二胎的70后夫妇。”根据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2016年,生育二孩及以上的人口占中国出生总人口的40%以上。

北京朝阳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6年,北京和全国一样,处于生育高峰期。除了二胎的出生,全年分娩量的增加是因为羊年前被抑制的生育需求的恢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是喜欢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和猪宝宝。

当时媒体对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备案难,人贩子要价天价”…为了应对分娩数量的增加,北京朝阳医院将7个单人间改造成双人间,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庭院增加了床位。“听说其他医院也有板凳,编号为板凳1和板凳2……”王霞说。

当时,为解决妇幼卫生服务资源不足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期间新增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人。

私立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幼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幼行业专题报告指出,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医疗费用逐年增加、二胎政策实施、东部地区城市产科床位使用率超过95%等,都是民营妇产医院发展的有利因素。

政策利好,市场前景诱人。另外,妇产医院需要的设备少,资金门槛低,玩家多。早期进入的妇产专科医院以高端市场为主,定位于外地人和北上广高收入群体,而后期进入的“莆田系”则以填补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空白为主。2015年7月,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的和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私立医院都在摩拳擦掌迎接一波婴儿潮的时候,现实却像泼了一盆冷水。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余亚斌发现,当年的交付数量并没有超过2017年鸡年。结果她觉得分娩开始下降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生育的条件下,产科还没有恢复之前的活力,也就意味着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分娩量接近5800例,此后逐年下降。到2021年,已经下降到2000年初,是4年前的一半以上。

在杭州,一家私立三级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与几年前相比,他所在医院的分娩数量减少了近一半。2013年前在当地公立三甲妇产医院工作。据他说,现在,这家医院的产科病房空着20%左右。据刘建刚所知,浙江湖州市安吉妇幼保健院产科有三层,但现在拆了一层,杭二院产科病房也关了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说,他所在科室的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人下降到去年的789人。“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室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不会好。”她说。

“去年下乡义诊时,乡卫生院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全村结婚的不到20户。”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还解释说,馆陶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严重。本地男人外出打工,很多女人嫁到外地。

王霞所在的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现在每个月只有三四十个分娩,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欲望不强,还有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影响,二级及以下公立医院明显大于三级医院。区级妇幼保健院大多属于二级医院,所以受影响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分娩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以前去二级医院建档而不是三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级医院分娩,所以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整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表示,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影响较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很多人把专科三甲医院作为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控制会更严格,很多人会转向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延辉对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成都市、武汉市、深圳市2014年至2019年产科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情况进行监测,发现“2017年后,除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生工作量均明显下降”。

在私立医院方面,段涛表示,小型个体私立医院受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缺乏良好的专家团队。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再赶上潮流,所以发展快,也有品牌优势,所以还能挺过冲击。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生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工资加绩效构成。王霞说,最近几年产科不景气,她的工资减少了30%左右,刘建刚也给出了类似的数字,说有时候会减一半。

张说,2010年她所在的科室忙不过来,分了妇产科一、妇产科二、妇产科三三个科室,妇产科医生近30人。现在改成两个科室,医护人员只剩十几个了。“一些助产士已经转行。有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邯郸市区的医院做妇科,这样收入会相对高一些。”

王霞科室会根据妇产科的情况调整人员比例。2016年左右,产科有7个医生,占妇产科的绝大多数。近年来,随着分娩量的下降,产科医生开始转战妇科,几乎持平。

产科内卷

分娩量下降的同时,孕妇的平均年龄也在增加。多位受访医生表示,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二五十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部分初产妇都在30岁左右。余亚斌表示,孕妇初产妇年龄越来越大,意味着分娩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但是按照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下来,这就对妇产科的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排名。每一次产妇死亡都需要全市大讨论,医院所有的医生和孕妇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要参加,每一次复查都很紧张。”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孕妇的需求,于亚斌还计划建设特需病房,即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在亚斌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是解决孕妇能不能住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住得舒服。“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睡一个房间,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他们怎么能忍受八个人在一个没有隐私的房间里?”余亚斌说。

冠县人民医院也表示要建专门的病房。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士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院已经对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改造,产科医护人员和产科床位会随着孕妇的变化及时调整。医院也做好了无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延长了服务链。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医院都想尽了办法。一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启动了孕前保健与临床一体化的工作。医院负责全区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医疗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和孕前咨询。健康医院希望抓住这部分患者,将他们转诊到医院相应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说,“过去,病人很多,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这么细致。现在患者少了,我们希望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和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也计划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应对骨盆骨质疏松和产后引起的一些并发症。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协和医院的产科医生定期到前医院巡诊。有些重症患者本应转诊到协和医院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用去了。在医联体的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接收一些困难患者。

虽然各地出台了很多三孩配套措施,但根本原因还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对分娩疼痛的未知恐惧是阻碍妇女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跳楼事件,是女性对分娩痛苦和风险担忧的极端表现。为了提高女性的生育欲望,各级医院也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公立医院开始建设特需病房,无形中就会一步步蚕食私立医院的生存空间。私立医院总是以优质服务为主,但公立医院在病房环境、较低的价格、较高的社会信誉度、高水平的医疗团队等方面并不逊色,会吸引更多的孕妇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保健是一项重资产投资。一家医院平均开业5~7年才会开始盈利,医疗行业并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未来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医院正在大力发展私人整形、产后美容护理等服务,另一些医院将保留少量产科医生和床位,重点发展口腔科服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也要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运营好,服务好现有客户。虽然以前很多私立医院都有月子中心和产后康复项目,但是并不系统,要成立专业团队来做这些服务。

“未来,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产科会越来越相似,前者开始提供服务和质量,后者开始改善分娩和产后技术。”段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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